2010-6-12
原文：http://mrpad.blog.sohu.com/145352885.html
作者：北国骑士
2009年的移动互联网被炒得火热，2010年也会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一年，但相比业内人士的心潮澎湃，在体制内其实并不看重。两会召开了，最高权力机构上也不会出现多少有利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壮举，甚至一个像样的提案都不会有。
第一、在两会上，我们能看到电信运营商的不少代表委员，也能看到很多广播电视媒体行业的精英，还可以听到电视机电脑手机行业的巨头声音，但是，互联网这个世界上最热最大最前沿的产业却看不到“代言人”。在这样一个自扫门前雪的利益集团诉求横行的平台上，互联网行业注定是弱势群体。
第二、在三网融合的问题上，各利益相关方都会大力呼吁，以达成有利于自己的格局，但是此前国务院的三网融合意见中就对互联网产业未见任何鼓励和支持，而是让电信和广电融合对外挺进互联网地盘，所以，如果期待两会能给互联网以政策利好几乎不可能。
第三、在很多已经年龄很大的委员代表的眼中，互联网几乎就是洪水猛兽，连提供给弱势群体的网吧都被视为眼中钉，更有对内容管制强化的大声呼吁。两会代表看不到美国年轻的国家CIO带给美国的新兴竞争力，而只会妄自尊大的以国债第一为荣誉。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中，两会带来的只能是利空，绝不会有利好。
第四、对于移动互联网最积极的就是运营商，但是三大运营商已经被非法内容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只能是期待广电借三网融合去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把运营商请来做客了，所以纷纷顾左右而言他，不是物联网就是移动支付，还搞搞收购银行转移下即将到来的315的注意力。
第五、对于每年一度的315央视晚会，运营商更是噤若寒蝉，现在是正洗干净脖子等着挨广电一刀，根本没有精力也不敢去有所动作。对于移动互联网，运营商最好的策略就是悄悄的布局，高调的不行，指望运营商在这个敏感时刻替移动互联网出头，几乎不可能。
互联网，据说是唯一一个在国内市场打败了所有气势汹汹的国际寡头同行的中国产业；互联网，据说是一个曾经完全靠一批有梦想的人用规范的民营资本运作起来如今正在国进民退的朝阳产业；移动互联网，据说是中国目前真正可以和世界基本同步的新兴战略产业。但是，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振臂高呼，或者哪怕是敢于提一两个句子来呐喊。
移动互联网与两会其实离得很近，已经渗透进两会的方方面面；移动互联网与两会又离的很远，仿佛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我们祝福产业好运吧！
1、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是一本值得读5遍以上的好书，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回头看时，这本书对于很多公共社会领域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释疑解惑乃至启蒙的作用。
2、认同书中对互联网的评价，互联网如同数个世纪前欧洲的咖啡馆一般，给普通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空间，并通过这个空间实现社会共识的重新凝聚、新生力量的重构组织。
3、理性的乐观，这是看完此书最大的感受。
4、很喜欢书中一段文字，《答客问-个人与国家》，冒着剧透侵权的风险整段抄录于此：
问：请分别回答下面四个问题：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你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你做什么？
答：其一，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不是……不是……也不是……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和独立的人格。
其二，污蔑不是一个好品性，我决定在自己还没有一个好记性之前，拒绝回答类似的问题。不过我心里很清楚：倘使我的生命中还有些美好的记忆，那绝不是因为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国家为我没做什么。
其三，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这才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客观上我能为国家做的，不过是和所有时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评建设国家，使国家这一工具为公民所用，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人为物役”了——因为我们是人，而国家不是人。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细碎的工程，也从不奢望这些批评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毕竟工不唐捐，通过大家一点一滴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做事，终究会多一些改变的希望。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至于这种努力最终能否有个赏心悦目的前景，我相信在更远的将来回首时，你我都能远远的望到。
其四，国家过度操劳，理应好好休息。五十多年来，国家为我们把心都操坏了。我们这代人自立且独立，在许多方面真的很不想麻烦国家。既然国家没有一个集体的胃替我消化，也请国家不要用一个并不存在的集体之脑代替我我思考。……
5、当更多的新兴阶层不再顺利的获得利益，而越来越多的发现现有机制对未来收益的钳制、有人在发“未来的国难财”时，这些力量无疑也会聚集，并最终化为行动，所以：“从有钞票到有选票，不过是件水到渠自成的事”。
2009年的中国互联网，如果要找个主题词的话，管制这个词一定会列入备选，从年初的搜索引擎扫黄开始，到年底的手机互联网扫黄。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明显的感受到政府对互联网领域的管制越来越多，此前若干年近乎野蛮生长的互联网产业已经足够强大，并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政府2009年开始尝试更多的管理。这些管理并没有带来各方的利益的共同壮大，反而让互联网领域三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官商民之间的博弈在2009年愈演愈烈。
政府对于互联网的基本态度是用其利、避其害，其利在于能够带动若干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gdp增长和就业，这个目的的达成有赖于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和应用的普及，这样的发展同样会让互联网向政府所不乐意的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言论空间，政府对无法掌控它而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在管制和发展两者间，政府及官方媒体常常显得进退失措，比如09年充当了打击互联网先锋的央视在2010年之初又在大力宣传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经济价值；更让政府管制显得混乱的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网易的《魔兽世界》审批过程中文化部与新闻出版署之间的争执公开化，移动互联网扫黄事件和三网合一博弈中的广电总局与工信部之争，都是09年之前所没有的，至少也是没有如此公开化的。
矛盾不仅在于政府部门之间，此前一直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商界很少与政府发生公开的冲突和政策对话，而09年以来管制的力度与范围的扩大，让业界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业界的一些商人开始对政府部门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当工信部在网络扫黄事件中打击了域名注册领域，万网等多家国内一直很少听到声音的提供域名注册、虚拟主机托管等业务的企业联名向工信部提出了行业建议书，要求改变政府在备案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以便让这个行业能继续发展下去。而2010年春节前张朝阳的一次公开演讲则获得了更多的掌声，张的演讲让很多人改变了一直认为其是一个善于作秀、善于跟随政府的商人的看法，他演讲中对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呼吁得到了大家的公开赞赏和认同，这也让大家更为关注连他这样的商人都感受到了政策管制、国进民退等新变化对行业发展的巨大限制和压力。商人也开始利于自己的话语权和商业资源发出自己的利于诉求。
与商人的充沛资源相比，广大的民众除了在人数上具备优势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代言人可以发出明确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影响普通民众成为2009年互联网最大的亮点。2009年的若干事件因为网民的参与而变成全国性的公众事件并改变了事件的走向，而且从年初的躲猫猫开始、邓玉娇事件、最终以政府妥协民众胜利收场的绿坝事件等等，几乎是热点不断。围观成了2009年的最强的公众力量，网易去年的年度新闻盘点用一句“无评论、不新闻”非常简练的点出新闻评论为主要形式的公众参与对众多新闻事件的影响。这种力量也让政府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危机感，09年因为网络言论而被政府以种种方式惩罚的人也多了起来，如《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判刑、河南青年王帅被跨省抓捕等等，乃至“跨省”也成了年度网络舆论控制的代名词。但是民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被GFW屏蔽的twitter有了无数个客户端，大量的屏蔽词/敏感词有了密码代号，草泥马横空出世预示着任何对言论的控制都注定将失败。
在官商民三者的博弈之中，互联网迎来2010，而在这个年度中，三者的争执将更加激烈和精彩。从三者的状况来看，政府拥有最多的筹码，而商人为了利益会努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获得艰难的平衡，甚至在更多的时候会更靠近政府一边，但是企业虽有其组织的商业利益存在，企业里面的人却都是一个个普通的民众组成的，最终，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对于民众利益的伸张也必将带来好处。普通民众貌似最为无助，但是09年的公共事件已经形成了民众博弈力量的组织形式：“围观”，2010围观将让更多的事件变成公共事件，甚至有可能在这一年中诞生民众利益的更多的代言人和新生的网络言论能量。
从长远来看，互联网的三方博弈会让其有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政府的妥协进而推出更为公平和开放的政策环境是必然的趋势，但是短时间的严管乃至互联网从业环境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这种利益的拉锯战不可避免。所以胡泳先生说互联网的光环正在消失，从短期看是事实，但是对于长期，我对互联网在改变中国社会和商业的作用，仍然非常的乐观，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互联网去完成，需要我们通过互联网来改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活。
熊先生的这本《重新发现社会》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他非常理性而温和的点出当前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一本堪当启蒙大任的读物。可以让人内心富庶、眼界顿开，字里行间处处散发着独立思想的光芒和犀利洞见的睿智。
看了第一章《政府与社会》，书边留下了几条批注。
1、一个国家无政府状态和无社会状态哪个可以接受？在我们的印象中，无政府状态一直和无组织无纪律乱套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政府可以没有，社会却不能没有，作者举了一个比利时政府空转半年而社会秩序井然的例子来证明无政府不是一件很大不了的事情。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条索马里的新闻也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按说，索马里这样的政府管制已经失效了好多年的国家应该是极其失败、社会混乱不堪的，而事实上，这10多年来的索马里的经济发展却超过了之前有政府的时代，而且增长还很稳定，民众自发的组织了各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甚至索马里的海盗都可以组织股票交易市场，各个海盗组织自行发行公司股票并与民众分担风险、分享收益。
2、思想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有人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限制独立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限制思想的传播，而独立思想的限制并不总是有效，传播却貌似更容易控制。这种靠血浆经济来建立政权合法性基础、靠限制民众独立思想来掩饰其政治哲学的失败的做法，只能拖延其覆没的日期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3、传播难于发现真理，还在于我们一直缺乏公共或者存在的公共空间太小、离大多数人太远。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从来都不存在真正的公共空间。那里只有朝堂和祠堂、国与家，这两者之间的公共社会是从来不存独立存在过的，传统文化中处理国与家之间的事物时要么就把它拉到国的文化里，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么就把它拉到家的文化里，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市民社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巨大差别的基本原因之一。
4、互联网必将成为这个公共空间！不同的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在这里都可以发声并得到反馈，我乐观的相信，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变革力量必然来自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推动，这包括变革力量的启蒙、组织、传播乃至行动。
5、我们并不需要英雄或者精英集团，需要的只是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中，企业可以公平的竞争、民众可以平等的获得发展机会、而各种观念和诉求都可以自由的得到表达和制约，社会和公众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来实现自组织，而不需要一个全能政府或者精英集团代替大家做决定。
强烈推荐看到我这段文字的朋友也买一本读一下，有病治病，无病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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